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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无双》:华丽虚构的犯罪片
 

  犯罪片类型有着个性化的历史。30年代早期黑帮片横空出世后,经典如《疤面煞星》等大受追捧,但因其对犯罪人物的颂扬、及对正面道德规范和传统价值的挑战,迫使好莱坞迅速调整黑帮片的创作规则,黑帮片结束短暂的黄金古典时期,在外部社会力量的监督中逐步演化、渐渐分化出稳定类型,犯罪片正是古典黑帮片的直接后裔。

  古典犯罪片直接继承了早期黑帮片部分的叙述程式,包括其一,对罪犯和他们暴力的反社会方式的描述。其二,反社会悲剧人物的死亡。其三,社会秩序和反社会秩序激烈冲突的都市环境。这些程式是犯罪片制作平衡商业经验和大众道德义务的结果。更为有趣的是,犯罪片因天性中的负面因素,使其在类型经验积累、演进的过程中,反而更多考虑商业电影作为现代都市最为流行的商业文化基于大众文化的道德述说,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犯罪片在主人公公式上存在着摇摆不定的人物描写和悲剧性的技巧性均衡。

  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电影制片人与发行人协会电影制作守则的一般原则框定了犯罪类型片的基本原则,比如不制作将会降低观众道德标准的电影,不能将观众感情被引向犯罪、败德、邪恶、罪孽,比如不应嘲弄法律、自然和人类,也不应同情冒犯之人。70年末好莱坞对犯罪片制作要求有着更为核心的守则,诸如不准教导犯罪方法、以模仿欲激发潜在犯罪、使罪犯似乎具有英雄气质或使其正当化。这些准则在今日看来,亦是必要的。

  追溯犯罪片的前世今生,是为了将这部诞生于2018年的香港犯罪片《无双》定位于历史轴线上更准确地进行考量。有趣的是,《无双》承继的不完全是香港犯罪片的传统,它的某些叙事策略可上溯至古典犯罪片,具有古典气质,却最终失之文化身份的迷思。

  电影《无双》的操刀者系庄文强,这位成名于《无间道》的职业电影人,从2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到34届拿最佳编剧奖一直拿到手软,后而在电影《窃听风云》系列、在这部即问世叫好又叫座的《无双》中显现了不容忽视的编剧才华和导演才能。《无双》以精巧的“叙事诡计”为结构个性,叙事主体和核心是香港警方从泰国监狱引渡的假钞集团成员李问,整个剧情构成是李问在警局里面对摄像头的犯罪事实交代。影片通过审讯李问讲述香港假钞集团的东山再起和最终覆灭,颇具奇观。

  该片戏剧悬念是对假钞集团首脑绰号“画家”的真实身份追踪。在李问的讲述中,自己本系温哥华一个开展职业画家生涯失败的文艺青年,因着失败,离开了出道即大获成功的挚爱女友阮文,后来被颇具人格魅力的假钞犯罪世家少爷“画家”所迷惑,研发、攻克、印制新版美钞大获成功,将超级美金销往全世界,犯下抢劫油墨大案、金三角马林游击队倾覆大案、屯门染厂纵火谋杀案、加籍骑警李永和画商骆文谋杀案。

  在李问的版本里,他的犯罪动机是女人,颇具浪漫的悲情色彩,他苦苦抓住一个可以发挥一技之长的机会欲在挚爱面前顶天立地,且不问这个机会是黑还是白。剧情在结构高潮处进行翻转,所谓李问的引渡、李问的被保释、李问被迫的交代都是李问的设局,李问就是“画家”本人,他的犯罪动机就是为父复仇和东山再起,真实版本的李文就是个冷血的标准匪徒。那个时时在道德标准中挣扎的李问,那个带着懦弱和小人物善良的李问,那个为了保护挚爱可以牺牲自我的李问,从不存在,李问讲了一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以求脱身。影片结局时李问与整容为“阮文”的女友秀清在警方的追捕中同归于尽。

  犯罪片一个渊源的结构传统是罪犯主人公和城市环境的悲剧性关系。这是犯罪片肩负大众道德述说的一种主人公“救赎”方式,也是香港经典犯罪片的特点。在肩负大众文化的道德规范准则中,黑帮片至犯罪片的演化以及犯罪片的后续发展,在叙事程式上都十分强调都市环境的呈现作为主人公根植的土壤,以便为观众提供客观辨析的视角。犯罪主人公建立的逻辑是基于都市环境的,这些主人公大多充满原始力、野心勃勃、利欲熏心,是都市边缘残忍的独行者和反社会者,现代城市是一个阶级有序的、复杂的、无可抗拒的庞大社会系统,它在某些时候拒绝给强烈自我实现欲望、敢作敢为、具有个人成功强烈驱动的男性个体提供最小限度的选择,这些人物铤而走险,错误的努力,短暂的成功,从开始就注定最后的失败和死亡。

  都市最初创造了犯罪者,最终毁灭了他们。另一种犯罪片的主人公“救赎”方式是自内而外的,一般为犯罪主人公设定内在冲突,比如野性与道德伦理之间、个人成就与公共利益之间、冷血与柔情之间、自私与社会本能之间等等。后一种救赎机制本质上是建立在古典黑帮片中悲剧英雄的叙述策略上,价值观不易稳定,亦遭受社会公众系统的诟病。

  反观《无双》,它对于犯罪主人公的“救赎”机制既不是城市环境的,也不是内心冲突的。同为都市犯罪片,《无双》没有香港经典犯罪片中一向浓墨重彩、个性鲜明的城市环境呈现。影片中李问这个人物,虽香港出身,但游走在国际间,从温哥华到金三角,从金三角到泰国,从泰国到香港,仿佛一个无根的国际过客,这个人物没有扎根的土壤。

  他的人生更似一场可以虚构的华丽的犯罪异闻,而不是“小马哥”的粤港江湖传奇。李问这个人物在他的叙述故事中,是有内心冲突,是个可辨析、可分析的个体,然则剧情结局处,作者又自行消解了可能存在的古典救赎机制。若论古典气质,影片以犯罪主人公的个体命运作为叙事方式的技法是古典的,亦在技法上虚构了一出主人公的“救赎机制”以求妥帖地执行公众道德意志。

  但不管何种技法,何种救赎机制,何种程式的演化,当代公众能够对犯罪片达成的理性和情感的共识比古典时期弹性更多,公众认同犯罪片源于现代城市建构中的文化迷茫期,当行进着乡村-都市-工业国家的逐渐转变,文化的发展皆不是恒定的、可控的,它时时充满着对传统价值系统的重新审视、迷思、对抗和反叛。一如现今香港,文化身份的丧失、追寻与认同可以是新犯罪片诞生的土壤,不必妥协于炫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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